“这是四号矿区，也是红河渡最早开发的矿区。刚解放的时候，这里还是一片小山坡，只有几个矿坑，你看，现在都已经挖到一百多米深了……”
“这条铁路支线，是1957年的时候修通的，为了修这条铁路，牺牲了5位同志。”
“这个选矿厂，是目前亚洲最大的铜精矿选矿厂，全部引进日本技术建造的。”
“这是从美国引进的挖掘机……”
邹秉政指挥着吉普车在矿区巡游着，一边走一边向冯啸辰介绍着矿区的一切。到一些重要的地方，他还会让车子停下来，自己带着冯啸辰下车实地勘察。他真不愧是红河渡铜矿的掌门人，对于矿上的一切都了如指掌。说起当年开发红河渡铜矿的历程，他娓娓道来，眼睛里还不时闪过几丝泪光。
冯啸辰能够体会得到这位老人的感情，他不知道该如何评论才好。头一天，他借着酒劲说红河渡采矿是在透支子孙的财富，这相当于是全面否定了红河渡存在的意义。现在邹秉政一点一滴地跟他讲前人流下的血汗，他再要这样说，就未免亵渎了前辈。
“我从十几岁就参加革命，先是打鬼子，然后是打反动派。湖西省解放之后，组织上让我来到红河渡，恢复红河渡铜矿的生产，从那时候到现在，我只干过一件事，那就是采矿。”
站在矿场外的山顶上，看着往来穿梭的采矿车，邹秉政缓缓地说道。
“您是老资格了。”冯啸辰恭维道。
邹秉政没有接茬，继续沉浸在自己的回忆中：“那时候，国家说需要矿石，我们就加班加点，流血流汗地多产矿石。50年代末，苏联向我们逼债，我们国家没有外汇，只能用矿石还债，我带着矿工们挑灯夜战，提前三个月完成了国家交给的任务，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表扬。
这两年，国家搞改革开放，各行各业都要进口设备，农村还需要进口化肥，国家又要求我们提高产量，出口创汇。我顶着各种压力，争设备、争投资，目的就是尽快扩大产能，把红河渡建成中国最大的铜业基地。你说，我做这些事情，都错了吗？”
“这个……当然没错。”冯啸辰有些语塞了，他总不能说邹秉政不应当听国家的安排吧？
邹秉政道：“我今年已经65岁了。去年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向上级提出了申请，要求组织批准我离休。但组织不同意，说希望我在红河渡再顶一阵子，等目前的扩产计划完成再离开。组织有这样的需要，我个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说真的，我也舍不得离开这个岗位，我还想能够为国家多做一些贡献。”
这种话，如果换一个人的嘴说出来，冯啸辰或许会认为只是一些空洞的套话，但出自于邹秉政之口，冯啸辰知道，这是他的心里话。邹秉政的为人是众所周知的，在红河渡这么多年，没有为自己谋过私利，的确可以说是一门心思都扑在了矿山建设上。他已经过了离休的年龄，可以去享清福了，但他却还在这里殚精竭虑，甚至为了保证矿山增产而不惜与上级部门干仗。
邹秉政拒绝罗冶的自卸车，理由正如他说过的那样，是担心国产自卸车的质量无法保障，影响矿山的正常生产。从他作为一名矿务局局长的立场来说，这样做是完全没有错的。他的错误仅仅在于，他没有站到更高的位置去思考这个问题，看不到国家的全局安排。
“邹局长，你的心情，我完全可以理解。但是，我昨天说的那些话，也请你认真地思考一下。我们国家不能永远都靠卖矿石来发展，这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，制造业才是我们最终的立国之本。”冯啸辰说道。
邹秉政点点头，道：“你昨天说的那些话，的确是振聋发聩。你当时醉倒了，我让小熊他们把你送到招待所去，我自己回到家，也是一夜没合眼。”
“这个……真的很抱歉。”冯啸辰低声说道。
邹秉政摆摆手道：“没什么抱歉的，你说得很对。我干了一辈子的矿山，脑子里只有采矿这一根弦。在我看来，多采矿就是对国家做贡献，但采矿是为了什么，我们反而没去多想了。
红河渡铜矿搞扩建，用的都是进口设备，从挖掘机，到运输车辆，再到选矿设备。产能是提高了，可提高了产能之后采出来的矿石，大部分都要用于偿还这些设备款。结果，我们辛辛苦苦干了大半年，全是在为小日本采矿。我们过去也嘀咕过这件事，但却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昨天听了你的话，我才恍然大悟，我们的确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应当自己搞设备。我们自己的铜矿，应当是为自己服务的，怎么能便宜了外国人呢？”
“邹矿长这样想就对了。”冯啸辰欣慰地说道，“这也就是我们重装办为什么要力推罗冶的自卸车的原因。我们用市场换技术的方法，引进了海菲公司的技术，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外汇。等我们全部掌握了这些技术，那么我们的矿山就不再需要进口自卸车，而是可以用我们自己生产的自卸车，那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出口矿石去换取外汇了。此外，我们的自卸车还可以出口到国外，去交换别人的矿产，这是多么美妙的事情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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